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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娱乐坑人吗,楚辞是如何消失的?其最有价值的一面是什么?

银河娱乐坑人吗,楚辞是如何消失的?其最有价值的一面是什么?

银河娱乐坑人吗,文 | 陈昂

《九歌图书画》 卷 (局部),宋,佚名(旧说为北宋张敦礼)

作为楚地的诗歌,随着楚国的灭亡,楚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在民间流传,情形大约如东汉学者王逸《楚辞章句》所云:“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最早整理楚辞的应是淮南王刘安,因刘安都寿春,正是楚国古都,所以对楚辞的整理条件得天独厚。他还为屈原作传,部分内容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

若《离骚》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刘安在前半段赞扬了《离骚》是符合儒家审美观的政治讽喻诗,后半段肯定了屈原的人格,并推崇他的辞赋。他突出地肯定了屈原辞赋的社会思想内容,认为它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化,从而确立了楚辞的地位。

但是,当我们今天回眸凝望,会发现刘安只肯定并强化了楚辞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楚辞中的另一面——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一面——深沉的情感及其对现实困境的超越性。这是为何?

其原因就在于,刘安的时代已经确立起了社会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并建立起了一套以儒家诗教为核心的文化审美体系,而相对儒家文化而言,楚辞是一种异质文化,社会对楚辞的接受必须建立在对楚辞的重新认识基础之上。

刘安在当时刻意突出了屈原的忠诚和讽谏,使楚辞在当时儒家诗教“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的标准中有了立足之地,但他的解释方式也颇有牵强,以至于激起东汉班固的指责,他在《离骚序》中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的评价确有其道理。屈原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人物,他的情感是不受节制的,他的愤怒是不加以隐藏的,他的抒情方式更是偏离了儒家的规谏、比兴之道,是虚无缥缈的。儒家政治伦理化了的“诗教”理论要求“温柔敦厚”,屈原当然与之格格不入。

一直到王逸,楚辞才真正在文学史上立稳了脚跟。

作为屈原“同土共国”的后辈,作为著名的儒家学者,王逸深刻地认同楚辞,也非常明白在当时儒家文化的要求下需要对楚辞做出怎样的收编改造工程。因此,他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是渲染忠君意识。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叙》中说: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 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王逸把忠君意识和人格精神合在一起,从屈原的文辞中发掘出忠君意识,如将《离骚》中“灵修”解释为楚王,用君王取代神的地位,这正是历代皇帝的梦想。这样《离骚》就成了政治抒情诗,屈原成了儒家诗教的典型人格: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在此基础上,王逸就可对班固的吐槽进行“反怼”:

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可见,王逸对楚辞进行了自觉的改造,将楚辞纳入儒家文化的认同之中。

屈原雕塑

其次是比附儒家经典。在汉代,儒家经典是衡量一切文献价值的标准,楚辞只有被纳入儒家经典的体系之中,才可能在儒家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王逸当然知道这点,他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叙》中巧妙地建构了楚辞和儒家经典的相关性: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王逸的解释当然有牵强附会、随意比附之处,但他使屈原和儒家经典的关系发生了亲近的联结,在两个体系之间搭起了桥梁,使得楚辞进一步被儒家文化接纳具有了文本基础。

最后就是改造宗教神话。在班固的批判里,楚辞“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是一大重罪。须知“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儒者的信条,楚辞中充斥的“虚无之语”该当如何改造,成了楚辞被儒家文化接受的一大难关。王逸的方法非常聪明,他在具体的注释中随处“修正”这些意象,而“修正”的指导精神就是历史理性——将神话历史化。这正是儒家所希望的。

如《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所说当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记“帝俊赐羿彤弓素繒,以扶下国”的神话, 而王逸却释为:“帝,天帝也。夷羿,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忧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猎,变更夏道,为万民忧患。”(《天问章句》)作为天神的羿被他解释为夏时的有穷后羿,一段古老的神话被改造为一段历史,这种做法在《楚辞章句》中比比皆是。经此改造,楚辞中“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虚无之语”,终于在历史中找到了落脚点,而这正符合由原始文化过渡到理性文化的历史趋势,符合以历史理性为重要特征的儒家所进行的“神话历史化”的文化改造运动的需求,使楚辞迈过了进入儒家文化体系的重要一关。